1897年10月，朝鲜王国改制，称大韩帝国。在此情况下，韩国更注重原先宗主国的态度，企图通过遣使、订约的方式，得到清朝对其帝国的承认。韩国官员曾向清朝总领事唐绍仪试探，皆无结果。为此，韩国转向借助俄国、日本、英国之力。 

1898年3月，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照会总理衙门，称韩国政府请求俄驻韩公使转托俄国政府，交涉清朝与韩国互派使节之事。在该照会中，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失表示，“中国、高丽从速彼此派往驻扎之使，于贵国利益尤所欲之举”（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038页。该照会要求“贵署将贵国政府何时何等人员定派出使高丽之处，示知可也。”口气是十分强硬的。）。对此，总理衙门的对策是发电唐绍仪，阻止韩国派使来北京（注：电称：“发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三月初二日。寝电悉。华并无疑俄意，彼盖藉词需索。韩派使坚拒为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21页上）。5月，总理衙门得知韩国欲派使节来华的消息，电询唐绍仪：“韩拟派使系几等？是否欲议商约？现认韩国自主者几国？现住韩京各使内，有几国系总领事、参赞、代办？希详查电复。再筹办法。”（注：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唐绍仪的电复使总理衙门感到麻烦，韩国拟派二等公使来华。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二等公使奉有国书，须觐见该国君主或元首。让昔日藩属国的使节以西礼觐见清朝皇帝，此中因礼制引出的巨大心理落差让总理衙门感到无从适应。为此，唐绍仪建议，如果有意与韩国订约，不若由华先行派使，“以示昔年主仆之别”（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5页下。唐绍仪电中还介绍了美、俄、日、法四国驻韩皆为三等公使，英国为总领事代理使事，德国领事兼理使事。以让总理衙门参考派使的等级。）。6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称其奉到日本外务大臣之电，韩国欲与清朝订立条约，请日本政府“居间玉成”，要求清朝政府将其意图告之（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18页。）。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发电唐绍仪：“日本矢野使来言，韩拟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并派驻京使，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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