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刚果与韩国是两类不同的国家。从近代外交的角度来看，清朝对此两类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是，在1898年，总理衙门对于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外交处理上却让今人看到其共同点。 

尽管总理衙门已经同意韩国派四等公使来北京议约，但唐绍仪仍然坚持其意见：“查韩先派使似与体制攸关，不若我遣四等使来韩酌议商约，以示朝廷恩遇旧藩至意。”在此唐援引了西方的事例：“伏查英昔待美，日耳曼（误，当为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之旧译名）待南米利加，均由英、日（日斯巴尼亚）先派使通好，华为大国，似未便任韩先遣使到京索约。敢再陈管见，谨候核示，当转告韩廷遵办。”（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1页下。）从唐的电报来看，他似乎未将总理衙门同意韩国派四等公使的决定通报韩国外务部。唐绍仪此电次日上呈光绪帝（注：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唐绍仪援证西例的方式引起了清朝的注意，他再次致电总理衙门，详述英国、西班牙与美国、南美各国订约的情况。唐绍仪继续指出，四等公使权力不足，与韩订约恐于公法有碍：“伏查四等使寄*于部臣，系西国通例。惟订约使不递国书，公法似罕见。若是继议通商或他项章程，可由政府订立。但始约须由国主画押，以昭信守。倘华使不递国书，韩必不愿议约。如饬韩使赴京，不递国书，不觐见，恐其亦不允从。”（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2页下。唐绍仪在电报中称：“英认美自主在乾隆四十七年，次年派使通好，遂在法京巴黎与英、法、日（日斯巴尼亚）三国同时修约。南美洲之巴里具来以及万尼苏喇、高林比并比路、慈尼、墨西哥六国均在嘉庆九年至二十一年间先后背日，自称独立。又于道光三四年日遣使至巴里具来、高林比亚、墨西哥等国修约。”唐虽为留美学童，但其世界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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