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之间，该《史料》编者将前一文件的时间，作为该电报的时间。但该电称“昨日电旨当已到”，意即光绪帝在8月3日曾下过一电旨，为此查阅上谕档、洋务档、电寄档、随手登记档，该日皆无电旨下发。由此可见，电报档中的排列时间也有错误。电报档不是军机处最重要的档册，字迹较草，且收录的电报也不全，很可能是军机章京在抄录时，将排列的时间弄错了。又据《张荫桓日记》，8月6日，廖寿恒到其家中，传光绪帝旨意，命其不再续病假。同时“仲山又商朝鲜遣使事，为拟一电，属明日请旨再发。”（第157页））清朝在此提出的要求仅是国书“立言得体”。
与此同时，韩国也正在进行遣使的工作，韩国英籍税务司柏卓安(J.M.Brown)甚至已经起草了韩国的国书，通过中国总税务司征求总理衙门的意见（注：从唐绍仪等人的报告来看，当时韩国英籍税务司柏卓安与清朝英籍总税务司赫德，也在交涉韩国派使来华之事，柏与韩国官员沈相薰相合，沈将出任使事。柏为韩拟写“国书”，由电报发至北京，由副总税务司裴式楷(R.E.Bredon)呈送总理衙门。李鸿章为此让裴式楷发电柏，“中国已派使臣赴韩，不日应即起程。所有两国交涉来往等事，应缓至中国使臣到任再与会商酌办”。柏对此极为不满。（《裴式楷致总理衙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初十日，《唐绍仪与柏卓安辩论各节》，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册，第5137、5144-5148页））。仅过了一日，8月7日，光绪帝转而倾向由清朝先派使节。这一天上午，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来到张荫桓家中，传达光绪帝旨意，命其起草致韩国的国书。张称其“查照廿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准朝鲜自主立论”，当其刚完成起草，马建忠恰来其舍，“订加了义数语，较圆洽。”廖寿恒收到该国书稿后，回函称赞，“谓必称旨”。第二天，廖寿恒派人送来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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