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君主立宪思想的核心是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他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要变法，就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从地方各府县每十万户中选举出一名“议郎”，在北京武英殿“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外，三占从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制。”(《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52页。)这是他最早提出的资产阶级式的议会雏型。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设议院”，使“政皆出于一堂”，“事皆本于众议”，由议院来讨论和决定各种政事，这反映了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参予国家管理的迫切心情。议院甚至有权根据具体情况，驳回皇帝的诏书，采纳资产阶级的建议，这是康有为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的直接运用。维新前夕，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再次明确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的要求。在变法运动时，他主张要义有三：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定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这就是他的变法三纲。他认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经济技术发展所造成，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改进。他说：“欲除壅蔽，莫如仿照泰西，设立议院，……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阔普通武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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