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温故》所述的一些所谓“新说”，如“康梁公车未上书”、“康有为伪造密诏”、“戊戌政变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等，并非作者的研究发现，而是采纳了有关的研究成果。书中对此也有说明。这部书的长处就在于比较注意学术界的新成果，并将之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于是就给读者留下了他“倡立新说”和“重建历史”的印象。但若按学术的标准衡量，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学术规范贯彻到底，至少他未将所有借鉴的成果都注出来。

不注出处尚在其次，以学术角度看，《温故》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介绍有时是失真的。如在《<密诏>疑云》一节中，他指出康有为所披露的光绪帝于1898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令杨锐带出的那道密诏是伪造的，而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于1908年（宣统元年）呈给都察院的那份才是真的。他说这个结论是他从已发表的“历史论文”中看到的，可是却又写了这样一段话：“然而，请翻开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教科书，请翻开许多历史学家撰写的戊戌史专著，请看一看关于戊戌史的数不清的影视文学，在那里，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上面说的那份由杨锐带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密诏》，而是由康有为墨写的另一份所谓《密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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