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初八(5月2日)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约有千余名之多,皆不卜□头之兆,纷纷议论,颇有哄堂之势,虽经京畿道侍御弹压,乃诸孝廉义愤填膺。”(注:《各抒义愤》,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直报》。)侍御正忙着弹压“哄堂”的公车们,还能接受上书吗?就现在的史料来看,要推倒“都察院拒收”一说的证据还不足,将它与“议而未上”两说并存为好。
我这里无意与张建伟讨论《温故》一书中的这类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只想指出这些问题很复杂,有分歧,不是很容易就能搞清楚的。作为“历史报告”的作者,不必在书中正面讨论这类学术问题。当然,作者也可以有学术追求,但不要过分强化这一点,以致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书中所写的在“真假是非”方面都是可信的。据张建伟自述,他写这部书从研究至写成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我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写出一部“细敲历史”的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著作是不可能的。有一位电影导演搞了一部关于古代帝王的历史片,他的宣言就是“气死历史学家”,其实大可不必。历史学与文学已经分家,各有各的学科特点和游戏规则。大体说来,文学总要虚构,而历史学最重视实证。历史文学类的作品无须听历史学家从历史学角度发表的评论;文学作者也不要认为自己的作品才真正有学术水准,而历史学家大多甚至全都是错的;读者也不要把包括历史报告在内的历史文学作品当作学术著作去读,以为可以从中认识真实的历史。
此外,如前文所述,文学总是要虚构的,但在我看来,《温故》中的有些虚构没有多少必要。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随意改动历史文献或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该书第4至第5页写道:光绪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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