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康有为伪造的假《密诏》。尽管早在九十年前，即一九○八年，杨锐的儿子便交出了真《密诏》，但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宁愿相信康有为墨写的《伪诏》，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温故》，第164页）只看这段批评，读者当然会认为“伪密诏”问题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来的了。其实作者的批评很没有道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都用的是“真诏”而非“伪诏”。我翻检《温故》一书所附“参考引用书目”，看到至少有以下几种都是引用“真诏”的：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和《戊戌变法史》。作者未列入参考书目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林克光《改革派巨人康有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均引用“真诏”，并且都在脚注中说明另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披露的文句不同的“密诏”。至于教材，我手头有3种，即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3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师渠等《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它们用的都是“真诏”。我不知道张建伟看了哪些教材，以致得出均用“伪诏”的结论。
这里还须指出，虽然80年代以来，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弃康有为的“伪诏”而采用杨庆昶的“真诏”，但“真诏”说并不是确论。《温故》采用“真诏”也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何以是真的，只引用了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即出自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但细究起来，这条史料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关于“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这个《呈文》称：“蒙先皇帝特旨召见，亲赐手诏，令我父亲详细商议后，再来告诉他。我父亲很恭敬地把这道手诏交给我，让我恭敬地珍藏起来，父亲说，他已经向皇帝覆奏了。我对父亲说：‘皇上的手诏，按照规定，是应该交还给皇帝的。’我父亲说：‘我本来已经当面交给皇上，但皇上圣恩，仍然把它赐给了我。”（此为《温故》的今译，见该书第162页）杨庆昶的话显然是为了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编造上面一段话来释疑，但编造得太拙劣。杨锐仅是一个四品军机章京，除皇帝特召外，他见不到皇帝，也没有资格要求见皇帝，连直接向皇帝奏事也不行。即使所谓“真诏”中也是明白地要求杨锐等筹商办法后“密缮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