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看，《温故》的主要问题是该书作者以非学术的、随心所欲的态度和方法去评价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并由此使其在选择史料、采纳观点、布局谋篇等方面都出现了偏差，以致严重歪曲了历史。

在选择史料方面，作者本来是很重视新史料的，但是却没有利用最重要的新史料《杰士上书汇录》。“汇录”是孔祥吉于80年代初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的，收有18篇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所上奏折，这些奏折与康有为在1911年出版的他的“戊戌奏稿”在文字和内容上多有不同，从而引起了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重新评价。《温故》一书不用“汇录”而用《戊戌奏稿》，从学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因为“汇录”属于核心史料。作者肯定知道孔祥吉的这一发现，《温故》一书的参考书目中就列有孔祥吉的《康有为戊戌变法奏议研究》，但作者对“汇录”完全不感兴趣，推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份史料对贬损康有为没什么用处。

作者关心的是那些能够贬损康的史料，如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一文中说：康有为当初不认识翁同龢，但见翁同龢势位日隆，于是著《广艺舟双楫》一书，内极称翁同龢法书冠绝一时。康有为又上奏疏极力称赞翁同龢的父亲人品高尚。翁同龢因此力荐康有为。（注：《康有为事实》，汤志钧编：《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温故》即利用这条“史料”进行编造，写道：甲午战后，康有为见自己一次次上书毫无结果，知道朝中无人不行，就想巴结当朝最有权势的翁同龢，于是用他“一支带感情的、能把人物事情吹得天花乱坠的笔”，“把翁同龢的父亲也奉承为书法家，成一册《书海双楫》。书中说：翁同龢的书法呀，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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