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奏，由军机大巨代递”，而不是亲自呈给皇帝。皇帝当然可以召见杨锐，但必当事先派人通知，这样一来有关部门就会作记录。清宫的档案制度很严密，有几种档案如《引见档》、《早事档》、《邸抄》、《谕折汇存》等都记录召见事。查《早事档》，1898年光绪帝两次召见杨锐，第一次是杨锐入军机之前的9月2日，随后就有入军机的任命，第二次是9月15日，也就是《呈文》称“亲赐手诏”的那一次。《温故》在叙述第二次召见时说光绪帝“叫来他的亲信太监，通知杨锐秘密进宫”（《温故》，第161页），似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见了面，其实清宫档案中几处都记载了这次召见，且召见地并不是皇宫，而在颐和园。此次召见后便没有召见杨锐的记录了，仅在9月17日记录有“召见林旭”（这次召见给了林旭一道密诏）。由清宫档案有关召见的记录可知，所谓杨锐面缴谕旨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温故》中类似“《密诏》疑云”这样介绍“新观点”、“新史料”的段落很多，但是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那些“新观点”究竟对不对、“新史料”可靠不可靠，就进行“加工”、“改造”，以致将尚在讨论中的学术观点当作“确论”，把伪史料当作“实录”推给读者，甚至据以批评历史学家的“错误”。
例如书中写有一节《康梁公车未上书》，纠正教科书中所写“公车上书”的错误。有人告诉我说这一节被有的报刊和网站选登出来了，“炒得很火”。其实“未上书”这一提法尚需斟酌。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说，1895年4月，他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就鼓动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反对签约，随后他又联合18省举人在松筠庵讨论联名上书，他为此起草了万言书（后来称为《上清帝第二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