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之*革命论》，《民报》第6号（1907年1月）。）既肯定民族复仇的正义性，更强调种族革命与*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种族现象与*现象密接而不可分离，“民族不同同为国民者，国家之利害与各民族之利害相反，故各顾本族而不顾国家，至其解决之方法，（一）则互不相下而至于分裂，（二）则一民族专揽权力而以压制他族为治。夫如是之国家而欲其*现象得以改良发达能乎？不能。故吾敢断然曰：种族问题未解决则*问题必无由解决也。”“故欲为*革命者须同时为种族革命，盖因异族压制而主张民族主义，因实行民族主义而为种族革命，此一定之原因结果之关系也。而种界不革命则政界亦终于不变。”而“今日中国之种族现象乃满族压制汉族，而此两族利害相反，不能并存，故*现象亦无改良之望，不解决种族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也”。“中国不为种族革命则不能立宪”。（注：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
显然，这场关于种族革命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满汉利益冲突是否构成中国*革新乃至救国的根本障碍。由此涉及的理论问题乃是民族不同同为国民对于*会发生何种影响。于是，有关“民族”与“国民”的理论成了这场论争的基本理据。
在论战中，双方对民族与国民关系的理解似乎均来自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据巴斯蒂教授考证，伯伦知理1874年出版的通俗读物Deutsche Staatslehre fur Gebildete（《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学》）在日本至少有两个节译本，即吾妻兵治用一种古汉语翻译的《伯仑知理国家学》和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合译的《国家论》。梁启超早在1899年就依据吾妻本或平田本在《清议报》上刊载《国家论》，但有删节，包括原著中论族民与国民一章的内容。（注：关于吾妻本和平田本的关系参看郑匡民的分析，见氏著《粱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33-234页。但是，郑匡民的论述似乎否认了巴斯蒂对于吾妻本所对应的德文原本的论断，认为平田本是依据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Allgemeines Staatsrecht)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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