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汪、梁对“民族”与“国民”的解释及对二者关系的理解都主要依据伯伦知理的观点。但是，双方在论战时却各有偏重与取舍。由于伯伦知理基于学者的立场或特定的*立场，对于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态度均非绝对，这就使汪精卫和梁启超的各自发挥有了较大的空间，同时也影响他们不至于走向两个极端。汪精卫强调的是同为国民的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而梁启超则偏重不同民族间的和谐与互利。正因如此，汪精卫对伯伦知理较少谈及民族混合各蒙其害的一面表示不满，认为伯伦知理在此方面“陈义甚疏，他日当取他家之学说以补正之”。（注：汪精卫：《研究民族与*关系之资料》，《民报》第13号（1907年5月）。）他在强调种族革命对于*革命的必要性时，引用美国学者罗威尔《政府及政党论》第四编关于奥大利(Austria)的论述为例，说明种族问题未解决则所谓立宪也徒有虚名。又从学理上举小野塚喜平次的言论为证：“一国家由一民族而成，则国家之利害与民族之利害常保一致而无虞其相背。一国家由二种以上之民族而成者，欲其国家之利害与各民族之利害能相一致不可得矣。于此之际，若其各民族其自觉之度高且势力之差异少，而利害互不一致，则吾民族必先以本族之观察点而判断*，而以国家全部之利害置于第二位，此倾向固不可免也，而所谓国家之行动亦不能平等以视各民族，此亦不可免之倾向也。何则？国权之掌握者亦属于国内之一种民族，其不能超然于民族之见解之上固也。”（注：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5号。） 

相比之下，梁启超由于其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对民族与国民之间的矛盾一面并不措意。虽然他也认同伯伦知理所述的异族同国矛盾冲突的几种情形，但认为“与中国今日情事，皆不相应”。（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8月）。）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倾向伯伦知理所说的同族合一、相教相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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