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汪精卫强调种界分别及其对*的影响，梁启超强调*对种界的融合与调节作用，但另一方面，双方的某些立场又是相近的。如前所述，梁启超提倡“大民族主义”。汪精卫在论战开始时虽然高唱“民族的国民”，近乎单一民族主义，但后来又解释自己并非单一汉民族主义者，不排斥满汉同化，并设想汉人掌握国家政权后，如何对待满人的问题。（注：汪精卫：《研究民族与*关系之资料》，《民报》第13号。）而且双方都主张中国未来要实行“民族帝国主义”，即以汉族为中心，融合其他民族。梁启超首重国家利益，汪精卫也不忽视国家的根本福祉，因为他讲排满，并非为排满而排满，重心其实还是在*方面，排满才能建立国民国家，才能救国。梁启超反对排满及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以及竭力辩说满人已经汉化的背后，却也具有“民族的国民”的倾向。由此可见，汪、梁的论战尽管表面看来非常激烈，但背后的基本学理依据并无多少出入，在或明或暗的言说当中，其实如何建构一个现代的国民国家乃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看待与处理既已存在的满汉间的民族问题，才是他们的主要分歧所在。基于这点，我们大致上可以推断，清末思想界在关于“种族革命”的辩论中所显示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已经被赋予很实质的*含义，这与由法国大革命所彰显的带有国民意识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是颇为一致的，而与传统的“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的文化主义民族观念则较为疏远；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德国人的民族观念(Nation)，颇有买椟还珠的意味。当然，历史是复杂的，晚清排满论的理论背景一定是多元的，任何以一种理论来解释当时的整体思想的做法，都可能片面，我们只能在具体问题上遵循文献实证的方法作具体的分析。 

二　“*革命”论争的学理发微 

如果说种族革命之争的重心在于种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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