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开设厂矿60家，资本额为8，138千元，每家平均资本额为136千元，就是说以这两年为例，开设厂矿的家数由23发展为60，每家平均资本额却由251千元降为136千元。另外一个数字是，一八九六——一九○○年的五年间开设厂矿的资本额总数为19，717千元，其中十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厂矿资本额为1，542千元，即小厂矿资本额占全部资本额的7．9％；而一九○一——一九○五年这五年间，开设厂矿资本总数为19，085千元，其中十万元以下小厂矿资本额为3，704千元，即小厂矿资本额占全部资本额的19．4％。(以上数字均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041～1042页资料计算而成。)也就是说十万元以下小厂矿在所有华资厂矿中所占比例，由7．9％上升到19．4％，可知一九○一——一九○五年间，中小资本的厂矿发展是很快的，因而也说明这期间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在迅速增长。
当然除过这个经济的因素而外，二十世纪初中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斗争也在发展，因为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些历史事件后，人们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这一点认识更为明确，要想挽救中国危局，舍革命而外别无他途，革命派的理论很快成长并为更多的人们接受或同情。在义和团运动前，改良派在国内舆论界远远胜过了革命派，但在义和团运动后，则迅速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比如孙中山的反清武装起义，原先不为人们理解，但庚子后变化很大。孙中山自己回忆说：“当初次（指一八九五年——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页。)说明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基础以及他们代表的*要求方面已达到形成的条件。
另方面，革命派的思想及活动在义和团运动前即已出现，但为什么说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才完全形成。这一点应该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思想上区分斗争过程来看。因为只有与改良派在*思想上明确划清以后，才能说革命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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