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顿去，我国遂能组织一完备之国家乎？我有以知其不能也”。他论证了“我国民自治力之甚弱”以后，得出结论说：“故吾辈今勿徒艳羡民权，而必当予备其可以享受民权之资格”“故我国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他警告人民如果起义革命，清政府虽无能力镇压，“则定之者不得不赖外国”“至于赖外国以定内乱，吾族尚可问耶？吾族尚可问耶”？(梁启超：《敬告我国民》，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340—342页。)这是公开恐吓革命。一九○四年他又发表《新大陆游记》，更进一步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雷励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与之谈华盛顿之事。”(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国人之缺点》，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791页。)全国各地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使他的上层资产阶级改良立宪立场更加坚定，对革命也就更加敌视了。这几年他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形势发展同步加快。一九○四年四月他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竟把革命说成是最可怕的坏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他数说革命之害说“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806、809、811页。)这些言论出之上层资产阶级代表改良派理论家之口，本不足奇，只是这几年形势发展太快，迫使他必须明确表态罢了。
改良派从组织到*思想领域大肆向革命派进攻，从反面教育了革命派，孙中山为了揭露改良派的面目，恢复革命派的阵地，于一九○三年七月到日本东京，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讲述革命道理和方法，帮助他们认识改良派实质并与之划清界限。八月间在东京成立青山军事学校，孙中山在学生的誓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74—75页。)这个革命纲领斗争目标明确，划清了与改良派的界限，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派。孙中山于十月间又到檀香山，看到兴中会遭到梁启超的破坏。孙中山着手宣传革命，到处发表演说，并改组《檀山新报》，作为宣传机关，与改良派展开组织和思想上的斗争。
一九○三年十二月，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揭穿了梁启超等人的伪装，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他说：“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揭示出他们一伙“口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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