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实说明，在戊戌变法前，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曾考虑过合作，人员之间有来往，还没有发生大的论争。这是由于两派*思想当时主要地追求挽救国家危亡，康梁“初亦以救国二字为号召，……当时两党固非不可同冶一炉而致力于国事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六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9—10页。)此时在双方之间，还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即要救国，也就是爱国。革命派自不必举例，就是改良派在这个时期中也还保有这一点，据一个革命派的回忆说：“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讲演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第51页。)说明当时双方在爱国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基础，由于这一共同点的存在，改良、革命手段之不同还并不突出，双方当时并非水火不相容其原因在此。

　　（二）庚子以前　这段时期两派主张分歧日益明朗，相互交往减少，开始发生争论，但在个人之间仍有往来，改良派中亦有人与革命派接触，如梁启超。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活动的一个高潮，他们由*宣传发展到*运动，这一*派别已经有理论、有一定的组织、有*纲领并推动了*运动，改良派已完全形成。他们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些没有得到实现的*方案。戊戌变法虽然遭到失败，但是改良派的首脑人物，特别是康有为的思想，不但没有从改良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钻进了封建君臣恩遇的死胡同，并于一八九九年成立保皇会。既然改良派用“勤王”代替了“救国”，用“忠君”换去了“爱国”，就必然使他们与革命派疏远以至敌视，爱国的共同点消失，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必然突出起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先后逃往日本，孙中山等人“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藉敦友谊。□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改良派并且在共同办的横滨大同学堂中张贴攻击孙中山的字条。并与孙中山“驳论激烈，相持不下。”(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0页。)就是说改良派的主要负责人一旦放弃了爱国的要求时，就开始敌视革命派，争论必然发生。但是在戊戌变法后，由于事实的教训，改良派中也开始有人转向革命派，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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