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以排外之题目，则张献忠、李自成之流，亦将煽之以出他举矣。”(赵振：《说败》，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9页。)一九○三年六月《中外日报》连载一篇名为《革命驳议》的文章则对人民群众，对革命可以说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说：“近惟大江南北，及两广地方之会匪，已处于□天□地侧身无所之地步，或者有革命之思想，可以引为我有，然此等人殊不足恃。观哥老会党在长江一带滋事多次，终无一成，事可知矣。若引为心腹股肱，是取败之道也。”他们既然只乞求于皇帝，看不起人民群众，那么必然也就反对革命派的主张，“夫以多数之乡民，既未能煽以革命如此；散处各地之会匪，又不可恃如彼；仅恃此数十人高掌远跖，日以革命之名词，集徒党而演说，冀有起而应之者，果何益之有欤？”“然使天眷中国，圣主当阳，内修*，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若革命之说一起，则举足之顷，已即酿乱，已即必败，而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即非复我有矣。不亦可以已乎！”(《革命驳议》，见1903年6月8日、9日《中外日报》。)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这一时期展开了论争，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改良派的认识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孙中山等许多革命派认为他们吃了清政府的苦头，该会“改弦易辙”实行“革命的办法”了，谋求和他们联合反清。但是，由于康有为不但坚持改良主义，而且反复强调“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它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49页。)谈判不得结果。梁启超当时思想在形势激烈发展变化下，处于一种极端矛盾状态，从这个时期他的几篇代表性文章可以看出。一九○一年《清议报》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一方面歌颂“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说当时中国“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负国民也实甚。世界之政体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5、7页。)即显示出其思想在改良与革命上的矛盾，显示出当时与康有为保皇改良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差不多同时他发表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更突出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矛盾，他在论述“破坏与成立”的关系时说：“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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