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主要区分，即人人熟知的前者主张武装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主张在不变动清朝统治情况下进行改良。这两种主张从他们双方出现起就不相同，但不是从二者一开始出现就明显划清的。*论争开始并不明显尖锐，两种*力量的成员中，思想界限并不清晰，有的成员思想上两方面的特点都有，有的在组织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两种*力量之间，在思想上组织上明显划分开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革命派形成的过程，要弄清革命派的形成，就必须弄清二者思想分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由不明显到清晰的过程，也是一个有分有合到迥然不同的过程。如果不这样历史的来看两者的形成，就会对一些历史现象误解或不理解。我们不能把二者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划分时期某些人物间的关系，主观地用以后的标准，甚至现在的标准去臆测他们。比如把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某些过从看成是孙的界限不清、梁的投机欺骗。也不能把唐才常、吴禄贞思想言论行动上的某些矛盾看得不可思议，甚至轻易地否定他们起过的革命作用。相反，应该是把这两种思想逐步划分、有过分合的过程清理出来，找出其历史原因与影响。

　　革命派和改良派划分清楚、分合发展，亦即革命派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一）戊戌变法前　这个阶段中改良派已经形成，革命派也已出现。*主张的不同也是清楚的。但在*主张上也有共同点，即当时国事日蹙，民族危机严重，都想挽救国家危亡，可以说当时对救国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当时救国的不同手段，即维新改良与推翻清朝的不同，还没有摆到头等重要的地位，两派人员之间还有往还，并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在这方面革命派还更主动，其事例如：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设革命机关农学会，“尝请康及其徒陈千秋等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47页。)同年春在上海，陈少白曾拜访过康有为，向他陈说推翻清朝的道理，康有为还“首肯者再”，说“很对的”。并介绍了梁启超，三人谈了几个钟头。(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46页。)特别是一八九六年冬，横滨华侨倡议组织教育子弟的学校，“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兴中会，陈少白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为‘中西学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两字不雅，更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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