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早期论争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先后逃亡日本，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作为他们在海外的喉舌，一八九九年七月，康有为在加拿大域多利建立保皇会，公开丢掉维新变法这面含有爱国性质的旗帜，宣扬幻想载□复辟，以后他又在南洋、欧美澳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建立保皇会分支机构，发展势力，暂时蒙蔽部分人。并且陆续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一九○二年二月），在上海创办《外交报》（一九○二年一月）、《东方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和《扬子江》（一九○四年六月）。在这些刊物上，他们对外主张实行不触及帝国主义根本利益的所谓“文明排外”，对内宣扬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康有为在一九○二年发表专门针对革命的文章《辨革命书》，公然指斥革命是“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他骨子里主要是反对推翻清朝，居然声称：“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意指清朝政府——引者），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竟然宣扬清朝统治是“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也，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康有为：《辨革命书》，见张□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下简称《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212、214页。)他们一方面公开反对革命、主张保存清朝统治，另一方面则要求清政府向资产阶级上层让出部分权利。康有为在一九○二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中大讲“公民”，他所讲的“公民”是“家世清白”、“能施穷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者”“一切得与齐民异，如秦汉之爵级然矣”。所谓“公民”就是指由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些“公民”与一般人民群众有很大区别。“既为公民，得举其乡、县之议员，得充其乡、县、府、省之议员，得举为其乡、市、县、府之官。不为公民者，不得举其乡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县、府、省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市、县、府之官，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如此则荣辱殊绝矣。民将皆发愤为公民，民将皆自爱而重犯法而期为公民。”他的这种压迫下层发展上层的办法，是打着“公民”的招牌，乞劝清政府给以支持，他说：“人人与之同忧，而君可免忧，人人与之同患，而国可免患，公民哉！人人与之同权，而君权益尊，人人与之同利，而君利益大，公民哉！”(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74、176页。)改良派代表的利益，保护清朝统治的态度说得是很清楚了。他们还大肆攻击当时国内正在掀起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反对反清革命。一九○一年《清议报》一篇文章公然咒骂：“义和团者乱民也，吾恐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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