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被人们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关系，即所谓“孙梁携手”，梁启超在康有为离日赴美后，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六日在横滨曾与杨衢云会谈合作，虽然不成，但说明尚未断绝。这年的夏秋间，梁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6—65页；四集，97—98页；六集，12—13页。)这部分改良派人士此时有此主张，说明他们与康有为地位不尽相同，还没有完全丢弃救国主张转到康有为的“勤王”死胡同，梁启超当时的一些政论文章说明了这一点。固然以后他还是退回到改良立宪的立场上去了，但当时这段时间的思想，也不能以“投机”二字概括，应对它的演变作具体分析。

　　这段时期中唐才常和自立军的活动，则显示了另一种矛盾。即改良维新思想与革命反清思想开始明显分歧，但又没有明显划开，处在激烈分化过程中的这种分歧又同一的矛盾，体现到一个具体人物身上，或事件上，唐才常和自立军就是典型。两种思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两派不少人都参加了自立军活动，这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说明两种思想正处在由不明确到开始划分清楚、由原先有共同点到开始消失的交界点上。

　　（三）同盟会成立以前　一九○○年以后，清政府腐朽走狗面目已无掩饰，这几年中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自发斗争迅猛兴起，推翻清朝政府已成为救国的必由之路。这几年中*与思潮发展是如此迅速，在短短不到五年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主张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必择其一。这段时期中，一九○三年又是最主要的一个年头，拒法、拒俄运动以及苏报案等事件把民主革命思潮推向一个高峰，清朝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镇压人民的行径，使人们对革命与改良看得更清，不允许有什么徘徊，没必要再有游疑了。原先首鼠两端的改良派被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就是在一九○三年明确表示了他们与革命派的决绝与区别，而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朝政府，也正是在一九○三年于日本成立军事学校，训练武装反清骨干人员的。在这个意义上，把一九○三年说成革命派的形成比较恰当，那么，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可以说是革命派的最终形成了。

　　由上可见，二十世纪初，由于在阶级基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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