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说：“故今日而言破坏，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但同一篇文章同一段中接着又说：“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譬之药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将使天下人以药为诟。”(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5页。)这段时期中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是他与康有为的差异。他与康本质上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后来他又退回去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为争取上层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向清政府乞求劝说，而不是反清革命。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论立法权》中，用充满情感的语气苦口婆心地实际上说给清朝政府：“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复辙，可为寒心矣。”(梁启超：《论立法权》，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63页。)他的“进步的”带有感情的辞章确也占据了不少舆论阵地，但他同时又用人民革命吓唬清廷，表露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这一点发展到以后用君主立宪来抵制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梁启超在当时这种思想状态下，与兴中会持“合作”姿态，使在日本的不少兴中会员倒向改良派，双方原合办起来的大同学校亦为改良派夺取。一八九九年冬，康有为指示梁启超到檀香山活动，梁启超临行还向孙中山表示“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用亲笔信介绍梁启超给孙眉及其他兴中会员，梁到檀香山后采取欺骗手法，编造自相矛盾的口号“保皇为名，革命为实”，又有孙中山的亲笔信，使不少兴中会员受他的迷惑，革命派在檀香山的阵地被保皇派窃据。
孙中山等革命派于一八九九年两次派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又命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机关，联络广东会党，但改良派又打出“殊途同归”的旗号，把哥老会的龙头拉了过去，不搞反清搞“勤王”，使兴中会在长江流域及广东一带惨淡经营起来的会党基础遭到挫折。这些说明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两派思想界限不清，革命派遭到不少损失。
但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一九○三年起全国群众革命风潮日盛，民主革命思潮也趋向高涨，梁启超的矛盾思想状态必然回归到他代表的根本利益上去，而蒙蔽手段亦不可能延续下去，从一九○三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文章，这是他所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一九○三年春节，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国民》，公然宣称国民程度太低，不配讲革命。他说：“今忧国者动辄曰政府压制，故民间不能展其力也。斯固然也。然使政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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