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但是，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却将上述记述歪曲为，1924年，一个俄国革命家去广东问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回答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又问一次，孙仍以这种话去答复(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2页。)。上面两则记述，为同一件事，戴氏未参加桂林谈话，时间也弄错了；他用这种编造去论证其所谓孙中山继承“道统”的理论，所以是不可信的。
戴季陶说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实在过于武断，而孙中山对马林说的话，即强调他是自孔子以来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将对传统的继承定位在改革上，却大体上是可信的。立足于变革孙中山还将他的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接轨，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对于一个长期居留日本，与明治维新志士有深交的孙中山来说，维新以来采用“和魂洋才”（类似“中体西用”）理论的实践，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时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恶果。如果说，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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