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孙中山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中国还要讲古来施行的好政策，“济弱扶倾”，使小国能保持独立。总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见第24l～253页。)
由此可见，孙中山讲恢复旧道德，是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发扬，其遣词命意，犹如今人之昌言弘扬中华文化。人类社会之存活，当然要有法制，村夫野老也晓得，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法律意识要深入人心，知法、守法，不仅仅是使人知刑、畏刑、服刑，还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先是人心有序，然后才能社会有序。道德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其内涵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应当是其内核。孙中山以其严肃的使命感，以恢复旧道德、振兴中华为职志，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他讲述两个文明，即心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1912年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讲到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在《孙文学说》中，又讲心性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在中国近代是第一人。他强调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相辅为用，从方向上说，也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孙中山主张恢复旧道德，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企图使儒学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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