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粹派对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则表示冷淡。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用历史唤发人们“爱国保种”的热情和对清王朝的仇恨，基本上忘掉了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细读《国粹学报》，几乎看不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字眼，更找不到一篇论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文章。国粹学堂的学习科目多至20余种，但除了经学、文字学、心理学、伦理学，就是史学、典制学、考古学，根本没有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课程。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国粹丛书、国粹文学丛书、教科书、讲义，类凡数百种，发行几十万册，连一本讲共和的书也没有。相反，介绍历代典章制度、人物风俗的书籍，论述封建王朝官制、法律、科举、兵制的论文，应有尽有。在这些书籍和论文中，他们把封建王朝的官制设置、州郡划分、赋税征调等全说成合理的。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要照搬这些制度，但极力吹捧一些王朝的*清明，赞美一些封建制度的收效显著，颂扬一些封建皇帝的雄才大略，显然就是寄托了他们*上的向往。如果再看一下被誉为“国学界之泰斗”的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说，就更说明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冷淡。章太炎激昂慷慨地宣布：“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一项是科场选举。……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何况其他好的呢？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复古，必须胸有成竹，才可见诸实行。”（《民报》第6期）章太炎当时并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把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归结为“社会主义”，顶礼膜拜，这说明在清朝被推翻后，他要效法的是封建制度，而不是民主共和。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冷漠南京临时政府，贬斥共和制度，声称如果效法欧美，就要亡国。《国粹学报》的主笔之一黄侃则利用《民声日报》，“诋毁南京政府”。国粹派的另一位健将刘师培，早在1908年就背叛革命，其后又为袁世凯称帝奔走效劳，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可见，国粹派在反清问题上是坚决的，在共和问题上则站在了正确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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