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搞立宪运动只是立宪派人全部活动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事过其他一些活动。象倡导收回利权，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就是应当称道的。特别是由他们掀起来的保路运动，更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和重大意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人作出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使那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运动，也由于立宪派人广泛发动集会请愿和舆论宣传，从而揭露了清统治者假饰立宪的面目，传播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观念。总起来说，立宪派除了在搞立宪请愿等以抵制革命的活动中铸成大错外，其他方面，是不宜加以非议的。

　　由于立宪和革命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别的争执，因此，到一定时候，当立宪的道路走不通，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立宪派就有转向附从革命的可能。这种可能发生于一九一○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到次年夏皇族内阁出场和颁发“铁道干路国有”政策的前后。促使立宪派转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是立宪派要求真立宪和清廷坚持假立宪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覆盖到达破裂的程度。

　　当一九○五年秋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表现了将要实行宪政的迹象时，立宪派的喉舌《时报》著文称：“今以考求*之故，特命重臣出洋。朝命甫下，固未卜其后效之何如也，而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以为年月之间，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对清廷的宪政显得颇具信心。但是，刚过一年，立宪派人就在清廷颁发的“仿行宪政”的谕旨里看到了宪政前途的阴影。仍然是《时报》在它一篇“恭读上谕”的文章里抱怨说，“恭读谕训，一则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再则曰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迟回审顾，一若不得已而先慰民望，不许人以满足之观念者。”(《恭读十三日上谕赘言》，《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立宪派和清廷当权集团之间开始有些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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