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是藉拍卖主权来加固自己和帝国主义之间奴主关系的纽带,以便凭借这条纽带来挽救自身的覆亡。所以,对待各省保路斗争,清廷一律加以压制、取缔,甚至捏称那是“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清德宗实录》第五八一卷第七页。),为暴力镇压安排伏笔。一九一○年,又发出谕旨,申斥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狂悖已极”,“着即革职”(《宣统政纪》第三十九卷第八页。)。恶狠狠地威胁各省倡首保路的人士。
清廷对保路运动的压制,激起了群众的愤恨。立宪派人在《申报》撰文指控清廷“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论沪杭甬铁路事》,《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苏路股东赵铨年致信公司,斥责“政府甘弃我江、浙,我江、浙人民何忍听政府之行为”(《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人民爱国保路同清廷卖国卖路的矛盾,迅速地激化。
到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那个举国唾弃的皇族内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一道所谓“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宣布所有各省商办干路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把已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一笔勾销,以“国有”为名逐一将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如同当时人所指出,这是“夺之所亲而予其敌”,“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四川咨议局呈川督文》,《蜀报》第十二期。)。全国为之惊骇不安。首先被清廷借“国有”为名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干路。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油然勃发,掀起一场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之间的大搏斗。
立宪派人“积诚罄哀”地搞国会请愿,被清廷贵族大臣指为“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最后还让皇族内阁袍笏登场,似乎是蓄意要对立宪派人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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