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收回矿权运动而兴起的一些省的矿务公司，同铁路公司类似。控制那些矿务公司的人们，一般也转化成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

　　在清末全部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额中，各省路，矿公司集股筹款的份额既占到很大的比例，于是，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在立宪派里也显得异常活跃；特别在资本主义工业还较微弱的省分，他们更是立宪派的主要支柱。象江苏铁路公司总理王清穆、协理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安徽铁路公司总理周学铭，云南铁路公司总办陈荣昌、会办丁彦，广西铁路公司协理（代行总理职务）梁廷栋，倡首设立湖南铁路股东共济会的谭延□，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张国溶，四川保路同志会首脑蒲殿俊、邓孝可，山西保晋公司倡办人和股东梁善济、渠本翘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多数在保路、保矿运动中崭露头角。

　　如同立宪请愿运动一再被清廷拒绝一样，保路、保矿运动也无不遭到清廷的压制。在清王朝覆亡前夕，奴役性的高利贷外债和“赔款”，在它的支出中占到很大的比例；编练新军，筹办各项“新政”需要大量钱财；官僚机构重叠，官场贪污糜费的风气更形炽盛。而海关、厘金、盐税，已陆续地成了外债、“赔款”的抵押；虽广泛增设苛捐杂税，也很难填补急剧扩大的亏空。这时的清王朝，既被沉重的外债压得窘乏不堪，又陷入搜括殆尽，罗掘已穷的困境，于是就只好专以铁路、矿山的主权作为乞贷的抵押品。一些贵族大臣居然把“借债造路”称作“第一救亡政策”(《密陈筹借外债以裨财政而弱敌势折》，《锡良遗稿》《奏稿》第二册，第1204　1206页。)，其卑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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