隙了。又过一年，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的步骤进行所谓官制改革，就暴露了它不仅缺乏立宪诚意，而且旨在借此以加强专制集权的卑劣意图。“改革”后的中央官制，军机处照旧不动，政府权柄，明显地集中于皇室贵族手里。立宪派于是又发出怨言，指责这样的“官制改革”，无非“法令所定，诏敕所颁，一仍专制政体之例，有其绝对之效力，窃恐日言预备，而立宪之基础，终无由立。”(《编改外省官制办法及各疆臣之意见》，《宪政初纲》，《立宪纪闻》)他们的信心有些动摇了。
接着，立宪派连续地发动国会请愿，屡屡遭清廷峻拒。一九一○年六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人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了，居然公开号召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八期，《中国时事汇录》《记载》三，第206页。)。他们和清廷权贵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起来。待到十月——十一月第三次请愿被拒，清廷严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不许在京城逗留；随后又有东三省请愿代表被逐，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遣戍新疆等事件。立宪派和清廷之间就到了破裂的边缘。可是，他们还没有最后绝望，被谕令“即日散归”的请愿代表于行前仍表示，不放弃继续请愿的打算(参阅《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记载》一，第158页。)。
这时，急剧高涨的革命风潮使得清廷当权集团深为忧惧，越发想把政权、军权、财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深恐大权旁落，一旦有事就无法自保。立宪派人执着地轮番请愿，愈是“积诚罄哀”，愈加增添亲贵们的疑惑情绪。一些守旧大臣纷纷上疏，奏请朝廷对立宪派的危害予以足够的注意。他们或说：“立宪之法，以位于君，以权授内阁。君不负责任，责任内阁大臣。……总理大臣而贤，牵掣多而一事无成，将有席不暇暖之势；不贤则勾通政党，且潜生睥睨神器之思。其谋甚拙，其势甚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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