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岁月流逝，时过境迁。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讴歌，决不是古老“招魂”篇的低沉回音。它已经突破宗庙社稷之思的陈旧格局，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内容，换言之，所谓国魂，已经成为近代国民精神的同义词。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已经根据西方近代社会学观点，倡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乃是变法图强的根本。他们呼吁不仅要改善民族的身体素质，而且要改善民族的精神素质，用近代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来武装民族成员的头脑。对于这个问题，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阐明得最为精要。他认为灵魂是“智慧之属也”，即属于高级精神范畴，并且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通”包括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之象为平等”。这就是要求冲决一切妨碍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之间平等交往的封建网罗，说到底，也就是要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求得个性解放，树立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资产阶级国民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继续探索这个重要课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其中有“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一节，强调冒险、忍耐、别择（明辨方向）三性，并且主张“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家之魂。”1902年梁氏又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一文，再次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之急不可缓，并且从公德、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诸方面具体论证了新的国民精神。梁氏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需要保持这种固有的“特质”，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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