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这些议论，曾经起过开拓风气的启蒙作用，但终究受到君主立宪主义*方案的局限。正如革命派所批评的那样，“新民说”把国家衰亡归罪于国民而不归罪于政府，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在腐败政府和不肖官吏的统治下，决不容许“民间有所改革，有所兴起”。“故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连载。)“新民说”无非是一纸空洞的议论而已。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的国魂说，继承了改良派倡导的近代国民精神，而又使之与共和国方案及革命手段结合起来，这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譬如，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提倡自由，认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要求得真自由，必须自除“心中之奴隶”。但是他却不敢把自由与推翻清朝暴虐统治联系起来，反而劝人们学习曾国藩的克己自胜，这就把自由引向内省式的修身养性，模糊了它的战斗目标。革命派的旗帜要鲜明得多，早在1901年发表于《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即已公开把自由同反帝反封建以至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而且他们还认为，摆脱君权、外权的压制，只能算是“自由之形体”；必须摆脱“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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