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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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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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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力，则是在地方官制改革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清廷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随着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权利的扩大，地方势力不断增长，并为谋求地方权力和利益而与清廷形成尖锐的对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督抚和士绅为主要力量的地方主义才真正形成。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过程中，一部分督抚、地方官员和士绅附和革命，从而“和平”地进入革命后所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独立各省地方政府中，担任都督者共15人，其中前清督抚和立宪派士绅有7人。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他们高唱联邦主义，力主学习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法，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建国问题。1911年11月，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请各省派代表赴鄂组织政府；与此同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发出倡议，在上海讨论组织中央政府，并提出学习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法，以各州会议确定中央政府组织，要求“各省旧咨议局各举代表一人”，“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7](p117)，从而形成了武昌、上海两个中心。两个中心实际代表了两种地方势力。1911年12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席会议在南京讨论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出临时大总统，从而形成了由独立各省决定中央政府和总统人选的局面。这就使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不仅具有联邦制色彩，而且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分散的地方势力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方势力存在着与前清地方主义前后相承的关系。
这些地方势力直接影响和削弱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统治力量，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抗争的局面。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成立后，欲将江南造币厂收归国有，江苏都督立即以江南造币厂之设，原以宁省库款为其基金，所获余利，亦向归宁省支配”[24]为由加以反对，最后要求财政部每月拨银30万两为补偿。为解决军饷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欲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以谋求日款以应急需。但此举立即遭到湖北的强烈反对，湖北临时省议会议决将汉冶萍公司改为省办。之后，湖北临时省议会以参议院议员不是民选为理由，发起于汉口另行组织临时中央议会。当时已有多省响应，以致“南京临时参议院有瓦解的趋势”[25](p93)。这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对抗中央的典型事例，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利益的争夺。但在临时政府尚未巩固之际就发生这样的事，对革命却是极其不利的。
前清地方势力进入各省军政府，还造成了地方政权的分散化倾向。“自起义以来，各省宣告独立，自举都督，制定约法，俨成一国”[26]，建制不仅不统一，而且还竭力保留了前清各省所拥有军权、财权和外交权。如湖北省军政府初建时，就设军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事部，均直接“受都督之指挥命令”[27](p123)，其中政事部下又设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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