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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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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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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级官员和督抚开始同情和认同群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则向清廷奏请“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利权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12](p158)，俨然把咨议局摆在权力机构的位置。1910年，正值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之时，十余省地方督抚联衔电奏军机处，称“缓无可缓，待无可待”，要求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即开国会，与请愿运动互为声援。当立宪派在各省城发起请愿游行时，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澂、河南巡抚宝棻、直隶总督陈夔龙、山西巡抚丁宝铨、四川总督赵尔巽接见请愿代表并接受请愿书，允为代奏，有的还明确表示赞同。他们共同成为与清廷抗争的重要*和经济力量。
督抚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是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在当时，革命党人只是少数派。一般而言，革命是不可能在中央政府十分强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中央政府是否强大，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统一与坚固，二是中央对地方的驾驭能力。在清末改革地方官制的过程中，增长了统治集团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封疆大吏的离心力，也扩大了地方主义势力，使中央统治能力下降。这就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和条件。
当时有一家报刊在评论清廷集权中央的举措时说“设有大敌，而欲督抚效命，岂可得耶？”[13]这一预言在革命来临之际得到验证。武昌起义发生后，清政府曾下令各地严厉剿伐，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清政府所期望的局面。伴随着十余省相继独立的进程，督抚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坤在立宪派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四川总督赵尔丰、山东巡抚孙宝琦、两广总督张鸣歧宣布独立后又反悔，或取消独立，或逃走，或被打死；浙江巡抚增韫在准备独立而未成的情况下逃走；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江西巡抚冯汝ｋｕí＠③、贵州巡抚沈瑜庆、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在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后逃走。山西巡抚陆钟琪被打死，闽浙总督松寿自尽。总之，当革命来临时，大多数督抚知道大势已去，局面已无可挽回，因而并没有抱有为清政府效忠到底的决心。江西南昌光复后，萍乡也宣布起义，巡抚冯汝騤就密电新军标统：“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14](p331)。表现出顺从民心的态度。他们中虽然宣布独立的只是少数，但多数督抚的不抵抗态度对革命的胜利具有积极的作用，孙中山曾指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7](p106)。
督抚们的表现还直接影响到一部分州县官吏，他们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纷纷反正。如湖北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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