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企业还普遍带有封建衙门的习气:管理机构庞大,冗员充斥,企业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还有许多仅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的人员。例如在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方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有100多人。1866年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荐书盈箧”,“户为之穿”。随后,通过各种关系进厂的勤杂人员就达88人。该局每月定额经费是5万两白银,仅“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几占总经费的80%。人员冗滥,生产资金缺乏,使船政局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发展起来举步维艰,有时一年都造不出一只船来。造出的船舰质量也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5],一经风浪,毛病百出。当时的舆论也对洋务企业安插达官显贵的亲戚故旧颇多微词,指出其所任用之人,“不过徇情面倚声势,大率纨绔居多,不知稼穑之难,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迄历久无成”,“如是而求其成,不亦南辕而北辙耶”。这段评论非常中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洋务企业人事管理上的弊端,是很说明要害的批评。 

财物管理混乱,虚报贪污是洋务企业与生俱来的毒瘤,特别是在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浪费虚耗、中饱私囊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加快了企业的衰败步伐。如驻德公使李凤苞受李鸿章委托向外国购买军事设备时就有人指摘说,李“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办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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