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较差。以江南制造局造船为例,其成本高昂主要由于两项原因:一是几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这所工厂总经费中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用于购买外国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在1884年,制造局共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仅购买“外洋物料”即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百分之六十五[11](P59)。对此,李鸿章说:“沪局(江南制造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11](P33),“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12]。二是雇员费用(尤其是洋员和中国官员的薪水)高,工厂经费中有近百分三十用于薪水和工资。雇员费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员人数不可避免地增长(他们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一部分是中国管理人员的人数也在增加。不算小职员,隶属于该厂的中国管理人员在19世纪70年代初是四十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造船成本如此高昂,但所造的船却行驶迟缓,对于一些通商口岸来说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过大,按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标准,这些船也在淘汰之列。 

产品商品化率低,市场销售困难。按说民用企业应体现“民用”,按“买卖常规”办事,但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却首先服务于官方需要,是“官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首先要保证漕粮运输,有时还要运载兵员、*,甚至还要迎送官员;煤矿产煤主要供应官办机器局及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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