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并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妥协退让外交，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王韬当时就指出：“秦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佑其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艨艟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来必应，请必遂，一旦龃龉，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肘腋之间，遍布森列，几于国不可为国矣。嗟乎！此盖误于羁糜之说，而驾驭未得其宜也。”<《洋务运动》第八册第8—9页。>这就从根本上阻滞了洋务派标榜的“富国强兵”事业的独立发展。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列强垄断中日两国民族市场的时期，中日两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就有一个从侵略者手中逐步夺回民族市场的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国洋务派所执行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外国侵略者垄断市场的情势，中日两国这时都提出了“与洋商争利”的口号，但实际的活动和政策却不一样。清政府和洋务派的“与洋商争利”，仅仅是“稍分洋商之利”，这就是说，他们是在承认西方列强占有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分得一点余利。这样做，不仅是“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卷十一。>，还必然导致在竞争中与侵略者无原则的妥协，使民族利益进一步丧失，自己的手脚遭到更紧的捆绑，为洋商占有中国市场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所订的“齐价合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这时则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政策主张，这种把贸易提到立国的战略高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在发展和开拓市场上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反映了他坚决要求摆脱半殖民地贸易结构的强烈愿望。为实现这个目标，明治政府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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