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清政府的官员们更加认为战不足恃。当时又面临“内患”（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势力），因此更感到对外维持“和局”的迫切。经手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䜣等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捻炽于北，发炽于南”，政府“饷竭兵疲”，如果“夷人乘我虚弱”，我又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他认为，“发捻交乘”是“心腹之害”；外敌只是“肢体之患”。因此要以“灭发捻为先”。对外则要“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5－6。以下简称《洋务运动》。>。其中心意思就是对外信守条约，维持和局，而专意对内用兵，镇压“发、捻”。这一奏议，得到咸丰帝赞同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重要的立政方针<《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对外维持“和局”，其迫切感首先就在于好腾出手来“靖内”。当局把“和夷”对内与三国时的蜀、吴约共讨魏相比喻<《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强调要“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奕䜣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官员们认为：“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国内反抗势力强，外国将轻视中国，而起“狎侮之心”；国内反抗势力衰弱，外国就不敢怎样，而“帖服之心坚”<奕䜣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换句话说，要使“和局”维持住，首先要把“内患”平息，否则，列强还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发。
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兵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烈火扑灭之后，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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