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备”的考虑 

　　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强调维持和局的同时，也考虑到战备。所谓战备，就是修“战守之具”，筹备海防、陆防。制造、购置轮船，建设海军，安装炮台，操练陆军，配备枪炮等，做到“有备无患”<同治五年上谕，见《洋务运动》（一），页16。>。同治13年（1874），总理衙门上奏说：“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同治帝览奏后，也在“上谕”中强调：亟应实力讲求“备御”，“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当时大小臣工也无不以“战备”为必讲。如或曰：“为将来御侮计，非豫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兵端虽不可自我而开，武备实不可一日或弛。”<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或曰：“战事不可轻言，和局不可长恃，防务不可稍缓。”<光绪六年御史志和代呈道员盛康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09。>或指出要“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光绪十年刘铭传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26。>说明讲求“战备”是朝廷上下所交口赞许的。问题是：“备”而何用？是养精蓄锐，以雪国耻，还是徒事虚张，以维和局？答案显然是后者。 

　　清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普遍地把“战备”与争取长久和局联系起来考虑。他们遵循的公式是备——守——和，而不是备——战（胜）——和。丁宝桢陈奏：“臣愚以为防事办定，将来如果有警，其要利于持守，而不利于轻战。”<《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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