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之四，担心对外用兵，国内反抗势力如哥老会等会“乘机而起”。<《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所有这些，都是清政府的官员们认为必须采取避战保和的原因。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上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就是往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对外国侵略者，如果由于彼此强弱悬殊或有某些条件的不利，一时采取避战保和的策略是无可非议的。强打硬拼便是失策。但是，清政府的重要官员们上述维持“和局”的思想却过份强调了“和”，苟安现状，惧怕列强的武力，委曲求全，卖国求安，这就不足取了。他们不是把一时的“和”作为转弱为强、以求战胜的时机，而是把“和”当作维持现状、以求苟安的盾牌。李鸿章下结论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见《洋务运动》（一），页4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是积极地、坚决地组织抗战，而是惧战、避战，屈辱求和。这是导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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