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知府徐承祖呈奏：“虽此时无必胜之权，难轻言战，然内外工臣宜急修战守之具，时存必战之心，庶将来可以一战。”但是，就总的倾向看，■备、戒战、保和是清政府的主要倾向。他们认为不能轻启衅端，不能轻言战事。既然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所以，只要坚守成约，不使“稍有侵越”就好了。虽然讲“防”筹“备”了二三十年，他们仍然认为器不利、械不精，难以匹敌。要改变现状力不从心，谈不上“攘夷”、驱逐出境。只有隐忍、迁就、妥协、退让之一途。光绪9年（1883），有人弹劾李鸿章：“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以上说明，李鸿章等虽然也言备，但由于其一味戒战保和，所以使得其所谓“战备”毫无进取性，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备。他们虽有“卧薪尝胆”之想，却无雪耻复仇之勇气，但求苟安，不图规复。这是他们对反侵略的被动指挥和对外交涉中妥协屈服的重要思想根源。
三、战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的主要倾向是避战保和、妥协屈服。但是，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毕竟还存在矛盾的一面。当列强侵犯更多的民族利益时，他们也并非乐意接受，而是不甘愿的。因为出卖民族利益有失民心、有损国威、皇威。所以，在列强动武时，忍无可忍，他们都不惜与之决战。当法国、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时，清政府都下诏宣战。
由保和的政策转而宣战，其指导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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