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官员们仍然认为必须“守定和议”、“以和为主”、“以羁縻为上”，勿轻以言战<曾国藩《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刘锡鸿《复李伯相书》，见《洋务运动》（一）页276。《洋务运动》（一）页265。>。为什么呢？理由之一，以往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理由之二，战必不继，和可久长。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曾说：“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李谓：“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鸿章：《复曾相》，见《洋务运动》（一），页267。>
理由之三，兵不强、械不精、饷不足，只能和不能战。李鸿章多次强调：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我）即暂胜必终败。”<《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李鸿章均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清廷委以军事指挥和对外交涉重责，武器、粮饷问题成为他一味主和的重要依据。中法战争前，他遵旨统筹全局，主张避战言和：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与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李鸿章《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页158。以下简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同样以船械“稍形见绌”为理由，认为“实难纵令海战”。平壤战役的溃败，他也归结为是由于“器械之相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页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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