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技术人员赖长提议设立的。1877年（光绪三年），随左宗棠军营主持兰州机器局制造工作的赖长，利用当地所产羊毛，“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他把所织洋绒呈给左宗棠验看，左宗棠十分欣赏，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3〕可供军队需用。赖长便提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4〕左宗棠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着手访购机器，筹备建厂，于1880年（光绪六年）建成开工。
除了工商企业之外，新式文化教育事业是洋务知识分子注重的另一个方面，有些文教事业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学习外语学堂的建议，是首先由开明士人冯桂芬提出来的。咸丰末年，冯桂芬在上海接触洋人，阅览西学书籍，对西国西学有了较多了解，认识到中外交涉的长远性和重要性，并提倡“采西学”，他根据上海、广州两口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5〕这时京师同文馆尚未开办，冯桂芬只是个退职翰林，所提建议既属首创之举，又涉及到敏感的中外关系，希求苟安的地方官自然不会采纳。不久，总理衙门议设京师同文馆，冯桂芬受到鼓舞，又撰文重提这一建议，他认为“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按指上海和广州）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他提议：“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6〕以培养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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