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又趁大僚聚集之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答应与其他大员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之此消息,他欣喜若狂,后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容闳的“伟大教育计划”终得实现,而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留学教育也自此创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最大的翻译西书机构。这个翻译馆的创设和经营,是与著名化学家、制造专家徐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徐寿在从事洋务制造事业的实践中,鉴于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急迫需求,以及中西科技水平的悬殊差距,感到介绍和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十分必要。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刚来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不久,便向曾国藩提出广购西书,组织翻译的建议。但是曾国藩认为他过于急切,在批文中以训斥的口吻写道:“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9)他对徐寿等人的译书能力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徐寿出于对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仍然不放弃努力,他争得了制造局总办的支持,请求曾国藩允其小试,开始聘西人,购西书,翻译馆终于在1868年(同治七年)正式开馆。〔10〕徐寿担任翻译馆的“提调”,总管译书事务,并亲自参加译书工作。后来参加译书的人员虽屡经更替,流动不定,但徐寿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逝世,一直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没有离开过翻译馆。
除了这些在洋务知识分子直接建议下产生的洋务事业之外,洋务知识分子对其他一些洋务事业的创办,也往往通过建议、提倡、宣传、游说等方式,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例如,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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