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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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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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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报事业的产生,洋务知识分子就曾为之作过呼吁和宣传。铁路和电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开办之前,曾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初不但守旧官僚反对,连一些办洋务的官僚也持否定态度。创办天津机器局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铜线(按即电线)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11〕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也表示: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按指外国侵略者),大有害于我”。〔12〕因此,围绕铁路、电报是否创办,一直争论不休,拖延未决。洋务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倡兴办。1879年(光绪五年),在官僚们就是否修建铁路而激烈争论之时,正在法国任职外交并留学的马建忠,在给国内大僚及友人的函文中,曾屡撰长论,主张尽速建造。他列举各国铁路的巨大作用,疾呼“火轮车惟中国可行,惟中国当行,且惟中国当行而不容稍缓”。〔13〕并据当时国库贫乏的状况,提出借外债以建铁路的具体办法。这样,由于包括洋务知识分子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影响,促使洋务官僚改变了态度,导致了八十年初铁路、电报事业相继产生。
然而,洋务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洋务官僚的附庸和工具,他们的意愿、建议只有被洋务官僚接受采纳,才能间接地发挥作用。而洋务官僚控制着洋务事业的大权,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决定行止,对洋务知识分子的建议只是有选译的采纳。所以,经洋务知识分子直接提议而最终得以开办的洋务事业只是少数。洋务知识分子更多的主张、建议得不到实现。如马建忠在1878年(光绪四年)便鉴于外交人员的缺乏,提议设立专门的“出使学堂”,并拟定了详细章程,但却一直没有实现。〔14〕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积极提倡发展工商的许多建议,也不被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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