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始终起着指导作用。为了说明问题，需要把这一思想的发展轮廓作一简单勾画。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首次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说：治国之道，“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戊戌变法》丛刊（一）第28页。>。这里他虽然没有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但这一思想的核心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此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洋务派官员或洋务理论家都谈论过这一原则。例如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9页。>。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薛福成认定，中国的伦常道德远在西方之上，西方只是器艺超过中国，故应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筹洋刍议·变法篇》。>。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照也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89页。>为此，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兴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企业。 

　　这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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