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兴办后不久，就遇到了经费、燃料、原料等多方面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富”是“强”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由“求强”转向“求富”了。李鸿章说：“臣唯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那么怎样才能富呢？李鸿章又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主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这就是洋务派在“求富”名义下，围绕军事工业展开创办民用企业活动的历史背景。他们妄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军事工业，以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
清政府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以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派并未承认这一点，仍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前提下，从事官办军事工业活动。张之洞上奏清廷指出：“此次军事不振（指甲午战争的失败——笔者），固有将士之不练，亦坐器械之不精。外洋新出火器，所及愈远，施放愈速……中国不为远计，临时购买，式样既杂，价值亦贵，而且不可必得。若与外洋开战，相持日久，实属可危……故枪炮子弹，均非多设局厂，速行自造不可。”<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12页。>因此，这时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军事工业生产继续和扩大，而且还新建了一批新的军事企业，如北洋机器局新厂、奉天制造局、江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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