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倡导“变法”，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学习西方，求富求强。曾国藩主张“师夷智”，制洋器。左宗棠主张“夺西方列强之所恃”，不使列强“挟其所长以傲我”，但学西方“以艺事为重，以义理为轻”。［５］李鸿章主张“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丁日昌等人明确指出：“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学习西方，是鸦片战争时期林、魏等人提出来的，但真正的实践是从洋务派开始的。 

　　其次，排除陈腐观念，推行近代外交。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攘夷之道”转化为中外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为此，洋务派进行了实践，但不是成功的实践者。在中外交涉中，由于妥协退让，以致丧权辱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但其也有抗争的一面。同时排除顽固派的“夷夏之防”、“攘夷之道”等陈腐观念，为推动近代外交作出了重大努力。郭嵩焘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顶住嘲弄侮骂，“拼却名声”，担任第一个驻外使节。为此，李鸿章称他为当世“英豪”。洋务与外交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洋务派的重要活动，也是洋务运动的显著特色。 

　　第三，兴办学堂，改革科举。李鸿章指出，“变法与用人”不可分，认为洋务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于是提出“专设一科取士”，［６］以培养中西贯通的“制器之人”，并主张“变科目”，另设“洋务特科”，以求“经济匡世之才”。郭嵩焘倡议设立外语学校，丁日昌提出废除八股考试。 

　　第四，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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