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商战”，“以工商立国。”曾国藩首先认识到“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左宗棠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尤其主张企业改“官办”为“商办”。随后洋务论者又提出“以商敌商”，“以商制商”的主张，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刘铭传、张之洞呼吁“讲求商政”，强调“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７］盛宣怀明确说：“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后来维新派提出相同的主张，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吹。
最后，改革官制，倡设议院。进入８０年代，李鸿章提出中国要“治”，就必须“变法度”，而“变法度先易官制”。［８］郭嵩焘明确说：“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９］他主张效法西方的*制度，认为“议政院”是西方的“立国之本”，“实多可以取法”。［１０］朱采、张汝洵也有类似议论，还请“速筹布置”，强调设议院“为自强之关键”［１１］张树声临终还口授遗折，陈请“设议院”。指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希望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变通图治。［１２］可见洋务派很早就提出改官制，设议院，开了维新运动*改革的先导。
洋务运动涉及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及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相应地提出各方面的“变法”主张，推行了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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