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弱为强”，“在一变而已矣”，“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在《重民》篇里，提出*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最为理想，可以“固国本，致富强”，经济上“以商为战”。［１３］同时倡导科举改革，指出不废时文（八股），“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幾”。［１４］
薛福成所作的《筹洋刍议》，从１４个方面阐发了“洋务”与“变法”。其《变法》篇明确指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１５］认为议会制度是西方第一大善政，“君民共主”，最为适中。又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设计了“商政”２１条。
汤震在《危言》一书里，提出“设议院”的方案，阐明“变法”的主张。指出：法之“递变”，法之“当变”，势之必然，并吁请朝廷“善变法”，“善用法”。［１６］
郑观应早期的《易言》，即提出“仿泰西之良法”，以期长治久安，［１７］并阐述了西方议院在“通上下情”方面的作用。后来的《盛世危言》专设《议院》篇，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１８］并主张赋予议院以治国之权，“揽庶政之纲领”。又高度赞赏“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重，实为立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之高贵机关”。［１９］
陈虬撰成《治平通议》，大谈“变法”，包括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变官制等。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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