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大声呼吁“变法”。“法”怎样“变”?维新派回答说:“方今不变则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26]这比起洋务派、早期维新派更加激进,“变法”的内涵也大不相同。
其次,社会进化论。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目的在于阐明变法改革为当今必然之势。康有为从《新学伪经考》到《大同书》,阐述了他的进化史观。前者根据公羊三世说,阐明社会将沿着“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到“太平世”(民主共和)三个阶段进化发展,并指出当今之世即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后者把西方的理论学说附会于儒家学说,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认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严复则通过介绍赫胥黎等人的著作,阐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奋起求存,势必被“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社会进化论是维新派倡导变法改革的理论根据,洋务派则未曾提出过。
第三,托古改制。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假托孔子的权威,以推行变法改革。这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康有为传统意识在*上的表现。为了减少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帜,把民权、议院、选举、民主都附会于孔子身上,“为孔子所创制”,其目的如梁启超所说:“所谓改制者,则一种*革命、社会改造之意味也”。[27]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又借助君主的权威,打起“君权变法”的旗号,一再上书,以推动光绪帝主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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