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校的出现，也是西学传播的重要渠道。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洋务派出于“强兵”、“制器”及近代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为，随着“学习外国利器”活动的进展，近代科技人才的缺乏已成为“求强”、“求富”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洋务派上奏：“机器之用，具有至理……故当今之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35]在“学以致用”和“培人才”之需要的推动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技术专科类的新式学堂。最早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奕訢以西人制器之“根本”在于天文算学，因此奏准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此后，上海、广州、新疆、台湾等地设立了7所此类外语学堂。1867年，左宗棠创设了福州船政学堂，此后又先后创办了13所科技学堂；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学堂，此后又创办了10所军事学堂。可见，洋务派所创办的学堂基本上都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专科学校。

作为文化载体，这类学校所传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启蒙性质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学开始以实际上的主角姿态进人课堂。自1866年外语、外国史地、国际公法和近代数学、格致(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资生学(富学)列入同文馆课程表后，其它各所学堂也都以西学作为主课，而中学课程实际上已沦为附属地位一一如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就在章程中公开规定：“于西文之暇，课授儒书华文。”[36]教育领域中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灌输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的头脑中，并开始确立自己在中国教育以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与前此行动的启蒙(“制器”的启蒙和“求富”的启蒙)活动相比，西书中译和创办新式学堂活动是一种直接的知识和观念的启蒙。虽然，洋务派官员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发起的译书和办学活动对于封建统治的严重性，但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些活动确确实实是给包括洋务派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带来了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知识的启蒙是这一时期西书中译、新式教育活动最直接、最主要的成果。这些译成中文的西书和进入课堂的新课程，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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