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学以致道”，即“学”的内容是求道，是面向主观世界探究、求证伦理道德的学问。在这一定义下，西方科学自然被蔑称为“艺”或“技”。到19世纪6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实践活动，让清朝统治者直观地认识到支撑西人坚船利炮的是他们先进的“学”。李鸿章、奕訢等人都指出：洋人的火器、机器等件，无一不自天文算学、测算、格致之学中来。[27]而当有识之士们深人地进行探求其“学”的活动时，又进一步看到，西人的学问是一个结构完整、内容非常丰富的体系。一位候补道在上奏中很具体地列出了“西学中最有用者”、“西人赖以富强”而中国应“急为讲求”的学科：几何学、化学、重学、汽学、热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医学、动植学、公法学、律例学等。[28]冯桂芬则在1859年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将它们概括为“西学”，并提出了“采西学”的主张。
从仿造“坚船利炮”，到寻觅“制器之器”，又因“制器”需要“发现其理”而引进“格致之学”，进而又主张“采西学”。近代文明规律带动下的启蒙历史轨迹已把士大夫们带引到了近代文化的更深的层次。因为“采西学”口号的提出意义深远，它无疑是告诉士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学”之外还有一个“西学”；除了中国传统的专言人伦道德之学外，还有一个“求物事之理”[29]的学问体系。自此，士人们心目中对西学“一艺之末”的蔑视，渐渐转换成学生式的求教。
“采西学”口号的提出还意味着，中国人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给予西学一席之地。其地位虽然只是“用”，但它的作用达于“牢宠天地，驱役万物”[30]，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用之学。以当时已成为朝野共识的“富强”这一价值准则衡量，西学虽为“用”，却是至关重要；中学虽为“体”，却是徒有虚名，不能不一再向西学让出地盘。
士大夫们对西学的这一认识，使他们对“采西学”活动日益重视。尽管是小心翼翼的，但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19世纪60年代后，引进近代科学学说成为清朝中央政府认可、洋务派大僚主持、有许多士人参加的一项文化运动。西学传播的手段也多样化，有译书、学校、报刊等。其中西书中译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1865年，上海创建江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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